想象未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科技创新机制的三十年以后
“想象未来”项目邀请科学家、哲学家、社科专家、作家和艺术家，对未来三十年科技的可能影响做出预测。我们希望能促进以证据为基础、以未来为导向的哲学和伦理思考。项目报告《科技与社会：三十年以后的人类》基于于2021年7月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的内容完成，并尝试为未来构建设立三个基本情景，为我们想象未来科技社会提供基础共识与思想性预设。
本篇为该报告的第一部分节选。
阅读报告原文，请复制以下链接到浏览器：
中文：
https://rb.gy/swlsoj
English：
https://www.berggruen.org/activity/imagining-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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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技的变化与未来的挑战
科技的未来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世界，催生着新气候的出现，左右着世界的发展方向。但如何在技术的变化中追求一种不变，在我们无可控的进步浪潮里追求一种更为审慎的追问，是任何一个关切人类世代未来的思想者必须面对的命题。
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曾强调技术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力量形成了决定性的技术秩序。这种秩序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世的出现，引发了人所创造的技术力量远大于其对技术的控制力这一文明的悖论。从人工智能的不断突破到基因编辑的广泛运用，从社会形态的技术侵入到大国冲突的技术争夺，科技形塑着我们所见范围内的每一变化，也带来了复杂和难以定夺的善与恶、乐观与忧惧。
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没有一种知识能构筑守护之盾，也没有一种论断能打造意义之网。科技阴影下的人类未来仍取决于今天各领域内的行动者——科技缔造者、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直面挑战的智慧与勇气，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去想象，敢于以跨学科、跨文明的协作为未来谋篇布局。
本次“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便是这样一种尝试。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聚合每一种富有洞见的声音，在一个日益分裂与动荡的世界里重新找寻一种对未来谨慎的确定感，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为走向一个可控、可感、可欲的未来铺路。
1.2
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能看到什么？
在对未来30年进行预测之前，我们需要先回溯历史，了解人类社会过去在30年尺度上是如何演化的，尤其是有哪些关键政治、科技与思想事件，它们如何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历史这面镜子里，我们期待能看到一些大视野里相似的、贯通的影响力逻辑。
90年前（1931）的人类社会：世界正处在大萧条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日战争已然打响，中国国内的建国与割据进程正在反复变奏。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粉墨登场，社会主义被寄予厚望。经济危机正在加速着希特勒上台，世界局部区域的纷争不断。技术上，军备竞赛的逻辑已然成真，无线电与雷达、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60年前（1961）的人类社会：冷战与美苏争霸是世界的主旋律。中国国内正面临经济危机，国际面临中苏交恶。对于两大势力而言，肯尼迪刚刚主政美国，民权运动兴起；苏联正在经历国内的经济解冻和下一步改革。柏林墙的修建给东西方的对峙推波助澜，欧洲的分裂与民族独立趋势也日渐急促。技术上，让人类历史上离毁灭最接近的古巴导弹危机即将现身，太空竞赛、分子生物学、绿色革命的浪潮重塑着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
30年前（1991）的人类社会：冷战格局坍塌，世界即将进入短暂的总体和平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国国内的改革面临阻力，开放面临危机，亟待重新思虑苏联解体后的发展模式问题。美国即将走出经济衰退，“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伴随冷战结束开始流行。欧洲地区正走向联合，巴以、两伊地区漫长的争斗与局部混乱映入眼帘。技术上，互联网正蓄势待发，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空间站、基因克隆、转基因作物应用等技术新进展初具影响力。
当下（2021）的人类社会：以全球化为核心特征的总体稳定的世界格局正在面临危机，中美对峙与新冠疫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过去30年的积累，其带来的对世界格局的重塑正广泛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发展路线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对峙。美国与欧洲各国的身份政治、选举制度下的民粹危机日益严峻，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可能引起更具规模的安全不稳定性。技术上，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各种基因组测序、各种农艺性状的基因克隆也已参与到改变世界的进程中。
三十年后（2051）的人类社会？我们在此刻无法给出一段回顾性的描述。但确定的是，前几个30年的演变说明了剧变往往离人类并不遥远，每30年的境况都可能发生大的回转与波动，我们并不总是走在“螺旋式上升”的进程里。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互联网、大数据与其他信息智能科技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
1.3
人类社会演变的驱动力是什么？
在考虑人类社会的演变时，哪些关键的驱动力值得关注？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将人类社会与其他生命存在形式区别开来的重要素质。
来自北京大学的白书农教授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实体层面的器物工具，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种则是虚拟层面的观念工具，大致可以看作是经历了以经验为工具、追求认知实用性的传说时代，以逻辑为工具、追求认知合理性的哲学时代，以及以实验为工具、追求合理认知客观性的科学时代。
器物工具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替代性，而观念工具的不同追求存在互补性。认知能力发展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不平衡，是人类社会的演变难以作出预测的根本原因。
另一值得关注的视角是时间尺度——我们究竟应当观察、追踪、分析多长时间内的变化？
生命在地球上已存在38亿年之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停息地变化，在变化中延续、演进。而对于人类而言，这个时间表已然缩短几个数量级：约700万年前出现乍得沙赫人，约600万年前出现原初人，约580万年前出现地猿，约420万年前出现南方古猿，约250万年前出现能人，约180万年前演化出直立人，约20万年前出现智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的始祖。
如果是文明呢？关于上帝、孔子和佛陀的记述诞生的轴心时代不过两千五百年之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文明基石，放在整个生命系统的变化逻辑里是微不足道的。
更具体的说，人类的器物工具（石器、青铜器、铁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变化的时间尺度是101-2年，观念工具（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科学时代）变化的时间尺度是102-3年，而生命系统变化的时间尺度是105-6年。在白书农教授看来，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理解人类、理解生命、理解我们与这个生命世界的关系，一种思想共识的时空尺度还需被大大拓展。
本次研讨会便希望能兼顾认知的两个核心，器物（技术）与观念（哲学底层思想）的要素对未来作出合理构想。我们尝试将预测的时间线定在30年，对近未来进行切实的分析和准备；将脑海中的分析思路拓宽到上万年，在大历史、大思想的启发下让思绪逸兴遄飞。
我们正面临一个加速变革的时代：新兴科技正在再造人类未来，技术想象的兑现与超越正日益平常，奇点及其将开启的赛博时代连同着诱惑与威胁，正逐步迫近我们所处的时空。智能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及促使科技创新发生的制度体系，是变革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未来三十年，通用人工智能会到来吗？基因编辑技术是否会催生超级人类？利润或野心，什么将是驱动科技创新的原动力？
2.1
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1956年夏，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60余年后的今天，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泛在感知数据和图形处理器等计算平台正推动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AI技术飞速发展，诸如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AI应用已经远超“图灵测试”的规制，深度参与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让我们不禁沉思，AI技术的发展真的永无止境吗？机器的专用技能不断增强，那么Ta们是否会拥有意识或心灵呢？
2.1.1
强力法、训练法与封闭性挑战
在陈小平教授眼中，AI经过三次浪潮取得了大量进展，各种技术路线层出不穷，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有两大类技术：强力法和训练法。
强力法主要包含推理法和搜索法两种主要类型，推理法是在知识库上进行推理，搜索法是在状态空间中进行搜索。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依据问题的精确模型建立知识表示/搜索空间；压缩知识表示/搜索空间以满足可计算性；在压缩空间中通过“推理法”或“搜索法”，穷举问题的可能解，找出其中的最优解。
一个知识库的例子
一些问答的例子
训练法要求首先收集一组原始数据，并对其中的每一条数据都进行人工标准，做成训练数据集。然后用训练数据集训练一个人工神经元网络，用训练好的网络回答问题。训练法的基本原理是：建立问题的元模型；参照元模型，收集训练数据并进行人工标注，选择一种合适的人工神经网络结构和学习算法；依数据拟合原理，用标注数据训练元模型中参数值（人工神经元网络连接权重），得到问题的一个具体模型。
陈小平教授在仔细研究了“战无不胜”的围棋AI AlphaGo Zero之后发现，这项应用实际上采用了四项AI技术。其中两项是强力法技术——简化的决策论规划模型和蒙特卡洛树搜索；另外两项是训练法技术——残差网络和强化学习。AlphaGo Zero是强力法和训练法相结合的胜利，也代表了目前AI最主流的两大类技术应用所生成的结果，并没有太多“惊奇”或“超越”。
AI封闭性准则：强力法、训练法的有效条件
陈小平，《智能系统学报》2020年第1期 / CAAI Trans. Intelligent Systems, 15(1): 114-120
尽管强力法和训练法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却面临共同的难题，那就是“脆弱性”：当智能系统的输入不在知识库或训练好的人工神经网络的有效范围内，系统将产生错误的输出。就此，陈小平教授提出了“封闭性”的判别标准：如果一个实际问题不具有封闭性或不可封闭化，那么在原理上就无法用现有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如果一个实际问题具有封闭性或可以封闭化，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工智能系统具有失误非致命性和基础条件成熟性，那么在原理上用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就可以解决。
可以说，“封闭性”即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边界，由它可判别哪些实际问题是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成功应用的，哪些是不能成功应用的。在陈小平看来，可封闭化的AI应用场景包括制造业、智慧农业、物流业、部分服务业、L4级别的自动驾驶，而类似L5级别的自动驾驶、养老护工、全能的私人助理等则可能因为不具备“封闭性”而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近年来，人们对技术失控、AI统治人类的风险的忧惧犹存。陈小平教授认为，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只对封闭性问题有效，而现实中的大部分问题是非封闭的，人类比现有人工智能技术更擅长应对这些问题，所以现有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统治人类，将来是否可能还尚不明晰。考虑到这样的技术背景，人工智能伦理在当下更应关注技术的非正当使用，如用户隐私、数据安全、算法公平。
2.1.2
人工智能的极限与落地
封闭性与非封闭性的准则似乎给AI的发展假想了一个上限，突破这个上限将带来真正的技术飞跃。不过，这种飞跃是必然会发生的吗？AI与真正成为一个“人工道德主体（artificial moral agents）”之间还有哪些距离？
半个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大研究纲领的变迁：
(1)符号主义：
a.主张自上向下，由人将智能形式化为符号、知识、规则和算法，认为符号是智能的基本元素，智能是符号的表征和运算过程。
b.符号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能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抽象出的符号是身体对物理世界的感知、人能够通过符号进行交流是因为人类拥有类似的身体。计算机只处理符号，就不可能有类人感知和类人智能，人类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潜智能”，不必或不能形式化为符号，更是计算机不能触及的。
(2)连接主义：
a.采取自底向上的路线，强调智能活动是由大量简单单元通过复杂连接后并行运行的结果，基本思想是：既然生物智能是由神经网络产生的，那就通过人工方式构造神经网络，再训练人工神经网络产生智能。
b.连接主义的困难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网络能够产生预期智能，因此大量探索归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曾经兴盛一时，掀起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深度神经网络只是少见的成功个案，不过这也是技术探索的常态。
(3)行为主义：
a.认为智能行为是以“感知-行动”的反应模式为基础，智能水平可以而且需要在真实世界的复杂境域中进行学习训练，在与周围环境的信息交互作用与适应过程中不断进化和体现。
b.生物智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生物通过与环境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发展出越来越强的智能，人工智能也可以沿这个途径发展。不过，行为主义遇到的困难和连接主义类似，那就是什么样的智能主体才是“可塑之才”。
“人工智能三十年展望”，黄铁军（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年7月26日
各个研究流派都面临挑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人工智能的逻辑元问题还远没有被解答清楚。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主要依赖于图灵机加上冯·诺依曼机体系设计，本质上都囊括在图灵可计算的概念之中。而刘教授的基本立场是，人类的认知是不可计算的。人类的心灵、大脑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大脑的功能也许可以说是一台计算机，但更深层的以意向性为核心的心智活动决不是计算机的算法可穷尽的。这也是部分人认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给人工智能设定的逻辑上限。
可以说，目前我们对人脑真正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人在处理某些任务时，某些特定脑区的神经元活动。把大脑所有的活动都称作计算，是把“计算”的概念使用泛化了，图灵可计算的概念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人脑的工作基础、智能机制、思维机制、甚至包括情感，意识和无意识的机制完全表达出来的。
进一步的，尽管AI在大规模计算、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工业机器人等专项智能增强的某些方面成就斐然，但AI还未摆脱无心的机器、无情感的机器与无推理能力的机器的命运。机器没有意识和意识体验，没有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自主性，还不是一个情感落地、能辨善恶的道德主体。
目前机器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自主体，不会为自己设定行动的目的。因此人类需要使机器自下而上学习人类的目标、了解人类（带有各种不确定性）的目标和偏好，并以最佳条件采取行动以达到人类目标。我们要造一种“谦卑的机器”，人类应该给机器设定障碍：在机器不理解自己的前提下，搜索和目标设置须植入不确定性，保证机器可以关机；而在人机互动方面，要谨慎防止机器模仿人，因为模仿可能会使机器最终实现自主和自我理解。
2.1.3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可能突破
在对一种科幻电影般的AI实现的可能性悲观之余，也有一些人工智能学者，如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黄铁军教授，认为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够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即“强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三十年展望”，黄铁军（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年7月26日
“强人工智能”不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而是基于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电子大脑”。电子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与生物相同，光电神经元和突触的功能也和生物相同，加以刺激训练，在生物神经网络上能够涌现出的智能，很有希望也在机器上涌现。
在黄教授看来，生物大脑、人类大脑、现在的计算机、未来的超级大脑，说到底都是处理信息的智能体。人脑是智能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超级大脑”也是，只是信息处理能力有所差异。我们相信“超级智能”时代不久将会来临，主要基于如下四个层次的技术理由:
(1). 对大脑结构的精确模拟: 人类大脑作为生物自然进化的高级产物，本身并不神秘，如果能在神经元、突触、神经回路和运行机理层次都逼近人脑，没有绝对理由拒绝这样的“模拟大脑”也能具备人脑的智能功能，至涌现出自主意识。
(2). 机器学习提供的训练环境: 人脑后天经验和知识的习得，既来自人类知识的书面传承，也包括随时进行的与环境的互动。近年来深度学习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从一个角度证明“学习”并不神秘。精确模拟人脑的“人造大脑”，同样可以汲取人类既有知识，也可以接受视觉、听觉以及其他类型的信息刺激，实现经验和能力的增长。目前，“模拟大脑 ”已经可以从日益增长的大数据中获取丰富的知识。
(3). 对生物限制的性能超越: 光电技术实现的神经元和突触等物理器件，可以对生物神经对应物快百万倍，密度也可以高出生物大脑多个数量级，因此人造大脑在性能上超越人脑没有任何悬念。
(4). 跨越时间与代际的进化永生: 人类存在寿命限制，超级大脑却可以无眠甚至“永生”，能够进化。超级大脑之间也可以通过高速信息交换进行协作，进一步提升智能的漫化与运算效率。
人工智能展望：10年（技术）
“人工智能三十年展望”，黄铁军（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年7月26日
在黄教授眼里，人类智能是地球环境培育出的最美丽的花朵，我们在为自己骄傲的同时，也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智能也没有类似的独特地位，把人类智能视为人工智能的造物主，曾经禁锢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沉迷于寻求通用智能理论，将是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障碍。
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对通用智能理论的迷思，构建更好的人工神经网络（包括逼近生物神经网络），不断提高强化学习环境模型的精度和广度，把“智能”（而非人类智能）的可持续视为核心任务，才是我们真正走向未来、走向宇宙的最佳策略。
2.2
生命科学的未来发展
自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迅速，从生物克隆到基因编辑，从特效靶向药到细胞培养肉，我们对生命现象的理解由浅入深，几经还原与重构。纵使我们仍在不停追问，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活”意味着什么、多种存在形式的生命活动如何与我们共舞，生命科学技术的突破已经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想象力塑造的未来。未来三十年，哪些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面对演化中的生命系统，“基因中心论”还有多少解释力？
2.2.1
基因编辑技术：能与不能1
1本次研讨会未有从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学者分享，本部分内容来自于对博古睿讲座“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概念和科学问题”（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42）的提炼总结。中心将在后续工作中邀请相关研究者进一步参与讨论，从基因技术出发对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提出分析、构想。
2004年10月，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在美、英、法、德、日和中国等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成功完成，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就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标志着分子生物学已成为21世纪的前沿科学，以基因为基础的技术研发与理论阐述逐步成为显学。
基因揭示出了地球生命遵循几乎相同的底层逻辑，而基因编辑技术则在理论上可以改变所有生命的底层的信息，带来广阔的应用空间。基因编辑就像一把针对DNA双链的“剪刀”，一个对基因进行精确剪辑的“镊子”，或者消除一段基因的“橡皮”。通过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改造工业微生物以让它有更好的发酵能力、应用于作物、畜牧业以更高效地产生粮食和食物等。
更受关注的人类基因编辑主要分为两种：不可遗传的（体细胞）和可遗传的（配子及早期胚胎）的编辑。体细胞的基因编辑不可遗传，可以用于疾病治疗，但并不会影响后代。且由于体细胞的基因治疗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有非常丰富的监管和研究经验，在伦理学和科学共识上并没有太大争议。
对人类配子或早期胚胎的可遗传基因变异则是人类第一次有技术能力作为一个物种主动地影响自然进化。一旦对人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将会影响这一个胎儿的全身每一个细胞和它未来产生的精子或卵子，即胎儿的所有后代。2018年贺建奎事件正是因为其所从事的是人类可遗传的胚胎基因编辑才引起巨大的争议和抵制——任何一点基因变动，都可能最终进入人类的基因库并造成显著影响。
最初，基因编辑技术的科研是为了治疗或者预防某些疾病，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增强、“设计婴儿”等无限可能浮出水面。假设，基因编辑技术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可以想象，在一个“优生学”兴盛的社会，基因的“优劣”必然会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检测和编辑的技术，会成为一个判定并筛选“优劣”的技术；人的基因被编辑的技术所“翻译”出来的内容，必定会是一系列有着层级、高低并且藐视多样性的词汇，因而也必然会让人们做出所谓“优胜劣汰”的道德选择。
究其原因，这依旧是某种“基因决定论”支配下对于人多样特征的轻视。太多东西被我们视作是由基因决定的：个性、智力、样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赋予的“基因”成为了我们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对基因的“篡改”，究竟是为了提升健康福祉还是消除疾病隐患，抑或是为了修改自身变得“强大”，这其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基因编辑技术的边界在哪里？进一步说，基因到底决定了什么，是否、以及在哪些维度上决定了生命的广度与深度？
面对未来三十年，技术上，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需要严格的科学和技术监管，需要国际科学界充分的讨论和监督。不论是前期的技术开发，中间的决策，还是临床评估、实际应用都需要组成国际学术团体提供建议，和对数据可靠性、质量、进展进行评价，对可能带来广泛社会风险的举动加以约制。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底层的思想方法论上破除一种 “唯基因论”的构想，在多维度、多面向的学科与研究框架里理解生命、理解时空里演化着的生命形式。
2.2.2
超越基因：
生命及其系统的多样与复杂
在微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眼里，生命远不只是“基因”这么简单。在物质的小尺度上（微生物层面）与时空的大尺度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生命系统之一），生命及其系统都远比单向度的基因遗传要多样与复杂。
罗格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学家赵立平曾向我们指出，“人”绝非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封闭与唯一，可以说，人体共生微生物研究正在改写“人”的定义——寄生于人类肠道的菌群代表的共生微生物，复杂程度不亚于热带雨林，其基因数量更是人类的几百倍。“人”与微生物群落的共生，是生命持续演化的重要组分。
生命诞生初期，细胞架构的形成便是一个细菌进入另一个细菌的内部，进而慢慢转变成专门给宿主细胞提供能量的器官——人身上几乎每个细胞都有的线粒体就是这样一种细胞器，植物光合作用所依赖的叶绿素也是这么形成的。相对应的，宿主细胞会为细胞器提供保护，细胞器给宿主细胞提供能量，一种内共生就这样形成了。
不只是细胞层面，把视野扩大到人，我们的身体表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从口腔到肠胃，全是微生物。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里，通过看不见的、无时无刻不在的与微生物的交互安身立命。如果我们的身体与微生物的关系遭到破坏，比如我们摄入非常少量的膳食纤维——这是一种人类无法利用、但肠道菌群非常需要的物质——使得菌群无法分泌短链脂肪酸，那么肥胖、糖尿病都有可能会找上门来。而假如我们能通过顺产、母乳喂养、家庭成员的集体生活使得能给人体提供保护的核心肠道菌群纵向、横向传播的话，下一代的健康将得到更充实地保障。
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断在交流微生物的，人的边界很可能就被模糊了。当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交流的时候，我们的肠道菌群可能也在流动和互换，如果它们也算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类似一个器官的话），那到底什么才是“你”与“我”呢？未来三十年，赵教授相信针对人体内菌群的研究将重塑我们对“人类”生命及疾病治愈的理解。
而植物学家白书农教授自90年代开始思考植物发育过程后，逐渐生发出了对理解“生命的本质”的研究旨趣。他所提出的“结构换能量循环”亦是一种对“基因中心论”的摒弃，其指向生命的本质可能在于“活”与“演化”。
“活”的本质是特殊组分在特殊环境因子下的特殊相互作用。这个“结构换能量循环”是生命系统的起点，可以被视为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在1970年为了描述生命活动的基本属性所提出的整合子（integron）概念内涵的最初形式；“演化”则是共价键的自发形成。共价键的出现意味着结构换能量循环的组分及其相互作用都可以在“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形成具有正反馈自组织属性的“可迭代整合子”。
从“活”到
细胞化生命系统
“三十年后的人类社会——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能看到什么？”，白书农（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年7月26日
在这种理解里，生命系统不再是特殊的“物质”，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互相作用方式。用一个比喻来说，生命就像是一场“台风”或是大海里的一个漩涡，特殊的不是“水滴”，而是海水如何运动并构成了一个漩涡系统。
自诞生以来的近万年里，人类是如何“活下来”的？其行为与系统构成可能也具备“结构换能量”的生命逻辑。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因基因突变所导致的认知能力，使其得以打破维系动物居群生存的三组分系统，亦即得以摆脱“秩序”、“权力”、“食物网络制约”的互作中“食物网络制约”这个“第三极”的制约。而人类的发展史则是一部寻找替代“食物网络制约”这个“第三极”，从而试图重建新的三组分系统的历史。白书农教授认为，人们曾经先后尝试过以“祖先”和“上帝”等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这些尝试的利弊已经见诸历史。
面对未来三十年，我们或许要从历史的局限中跳出来，面对“人是生物”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生命系统的基本规律的角度，提出新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演化，并在此框架下为解决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提出新思路和新策略。
2.3
科技创新的未来
创新往往象征着一种进步，但进步未必全是对世界有正面意义的，尤其对于那些潜在影响力卓著的新兴科技而言，因何创新、为何创新往往是在技术突破发生前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重思促发创新的体系，想象未来三十年如何用观念与制度激励“有益”的科技创新，至关重要。
2.3.1
制度：从熊彼得模式到公义创新
陈小平教授提到，熊彼特模式的“传统创新”体系大约于100年前被提出，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成为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为科技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一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的“公义创新”模式被提出，希望应对传统创新负外部性愈加严重的局面。
传统创新主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显著增长。与此同时，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和深化，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老化、收入不均、大规模流行病等等。在现代社会中，公益事业与商业创新是相互分离的，科技成果相对易于进入商业创新，不易进入公益事业，公益事业与商业创新的这种分立式组合明显不利于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公义创新将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为基本目标，以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为重点任务，改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脱节的现象。
传统创新的目标对象是满足用户需求的具体产品/服务，满足用户需求、且具有显著经济利益的产品/服务这个目标对象贯穿于传统创新的全流程，是该流程一切环节的终极考核指标，因而难以避免各种损害社会效益的副作用。公义创新将不再以产品/服务本身作为目标对象，而是上升到人工/人造系统层面，并且全面重构人工/人造系统的设计－实施体系，将其改造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提升的手段。
除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传统创新通过延续、强化工业文明传统，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人机对立等长期存在的难题，甚至可能产生“无用阶层”等文明层面的重大挑战。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挑战性问题在工业文明传统下是无解的，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化解路径。
公义创新的思想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历史观——道家哲学(特别是老子的“道”)，文化观——儒家哲学(特别是孔子的“义”)，社会观——希腊哲学，如梭伦的“正义”理论。这些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发展将构成公义创新的理论基础，并在其上构建公义创新的方法论体系，最终形成可运行的公义创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对人的关注将得到根本性加强，对人和机器的认识将大幅度更新，人与机器的关系将得到重新定义，并在福祉原则的指导下，推动人、机器和环境的更具包容性的一体化发展。
2.3.2
观念：认知革新的“Zoom Out”!
除了创新的激励制度环境需要被极大修正外，白书农教授认为，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认知革新也刻不容缓。
白教授的研究论证了，生命系统的发生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生命系统中组分互作的发生是随机的，因此这种互作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由于互作发生而出现的整合也是随机的，因此这种整合的出现是“不完美”的；最后，由于“活”和“演化”的发生都是在“结构换能量”原理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因此生命系统演化中发生的事件又是“不得不”的。可以说，演化创新事件的保留，是确定的、剩下的，演化创新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多元的。我们不能忘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随机性，需要“Zoom Out”来看见人类文明存续是如何随机演化到今天的。
随机性既不指向不可控、不可为，也不意味着决定论，而是告诉我们应当更主动的拥抱变化中的多元现象，用随机性打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以另辟蹊径、独具一格的创新思路打破无意义的内耗、内卷，这是科技创新真正能给生命带来福祉与可能性的方式。
此外，即使人类社会秩序的真正内在依据在于其生物性，人和动物之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性。为进行观念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人类有必要从更大的尺度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推进科学与哲学对人类认知空间的拓展。这里，科学认知能为人类认知提供客观性基础，对推理开展的实验检验，获得具象的、有限的和开放可变的信息。哲学可以帮助认知空间中信息的梳理、整合与观念体系的构建以及伴随认知空间拓展而不得不进行的重构。
为使人们的认知空间的秩序（即观念体系）更好地匹配他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允许养“闲人”；让研究者以问题为中心做研究，让新一代自由成长、老一代贡献更多智慧。
“三十年后的人类社会——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能看到什么？”，白书农（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 2021 年7 月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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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于下周发布报告第二部分：
想象未来|科技发展影响下的人类社会：数据凝视、爱情、自由、平等、世界和平
项目主要参与专家（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书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宝树，科幻作家，译者
陈小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黄铁军，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陆扬，独立艺术家
夏笳，科幻作家，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报告撰写人：李治霖
项目策划团队：宋冰、展翼文、李潇娇、田馨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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